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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期苏联驻华商务机构撤销问题的历史考察学界新闻www.hlmsw.cn,女尊男卑之我的后宫我做主

时间2021-04-05 来源:小故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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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世纪50年代,按照中苏贸易互惠协议,苏联政府在北京、上海、广州、大连等地建立了商务机构,从事贸易管理事务,为中苏友好和双边经济合作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随着60年代中苏论战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中国在“伊塔事件”后采取主动措施要求苏联关闭其驻新疆、黑龙江等四地的使领馆,并撤销了苏联驻华商务机构,使双方关系更趋紧张。苏联驻华商务机构的撤销是中苏关系全面紧张和双边贸易额急剧萎缩的必然结果。

  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中苏论战不断升级,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两国关系。目前,国内高度关注苏联撤走在华专家、撕毁合同以及“伊塔事件”等问题,而对于当时中国采取的反制措施则较少涉及。事实上,中国采取了诸如要求苏联关闭其驻新疆、黑龙江等四地的使领馆、查封进行违法活动的苏联侨民协会(以下简称苏侨协会)、撤销了苏联驻华商务机构等反制措施,清除了苏联在中国地方上利用驻华商务机构进行超越职权行为及违法活动的据点。苏联驻华商务机构的历史演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苏博弈的微妙变化。本文拟利用外交部档案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历史考察,以求教于同仁。

  一、苏联驻华商务机构撤销的原因

  (一)历史因素:苏联驻华商务机构的建立

  苏联驻外商务机构在行政上隶属于苏联对外贸易部,主要有苏联商务代表处和全苏外贸联合公司。1950年4月19日,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孟什可夫在给中国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的换文中指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设商务代表处并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之组成部分,其地址于北京……商务代表处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协议后,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其他城市北京专业的癫痫病治疗医院 设立其分处。”[1]此后,苏联商务代表处曾致函中国贸易部:“本代表处已在中国哈尔滨、沈阳、大连、天津、上海、广州、迪化(乌鲁木齐)等地开办分处”。[2]后来,苏联撤销了其驻哈尔滨、沈阳、天津三地的分处,保留了大连、上海、广州、乌鲁木齐四地的分处。按照中苏双方协议建立的苏联驻华商务机构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驻北京、大连、上海、广州、乌鲁木齐五个城市的商务机构均经过中国政府认可,是合法的商务机构;二是选择这些城市建立商务机构,除了政治和经济因素的考量之外,亦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除合法建立的商务机构外,在中国境内还有未被中方承认的商务代表人员和未按协议建立的苏联驻华商务机构,如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驻满洲里代表、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驻集宁代表 、全苏租船公司驻霍尔果斯代表处 、全苏联运处驻托云代办处等。这些驻华商务机构和商务代表人员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均在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良好时建立,中方实际上默认其存在,未加行政干预;二是60年代中苏论战以后,意识形态分歧波及国家关系,中方开始质疑苏方未按协议建立的商务机构和未被承认的商务代表人员身份的合法性,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驻满洲里代表进而恢复全苏租船公司驻满洲里代表的身份,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驻集宁代表也复称苏联远东运输公司驻集宁代表[2];三是部分苏联驻华商务机构建立的依据已经无法查清。这些未按协议建立的商务机构尽管曾为中苏贸易发展发挥过一定作用,但在中苏关系恶化时期,他们存在的经济、法理依据均已不足,撤销是其必然命运。

  (二)政治因素:中苏意识形态斗争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三和路线武汉哪治癫痫病比较好”,特别是其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批判,引发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混乱。对此,毛泽东认为,这既“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3],应对斯大林问题公开表示态度[4]。1957年,中苏虽然在“三和路线”、斯大林评价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双方在政治、经济上的合作仍是主流。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但在中苏关系总体友好的氛围下仍难掩双方的分歧与矛盾。1958年,中苏又在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炮击金马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分歧。1959年8月25日,中印在边界地区发生武装冲突,9月9日,苏共不顾中共的反对,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30日,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在之后几天的会谈中,中苏两党不欢而散。赫鲁晓夫从北京回到海参崴后,10月6日发表演讲,影射攻击中共像“好斗的公鸡”,热衷于战争。[4](p.227)1960年4月,时值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中共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革命与专政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看法。6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共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和指责,强迫中共代表团在会谈公报上签字。中共代表团在会议上提出了对会谈公报的修正意见,遭到拒绝后,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中共代表团同意签字,但为表达严正立场,同时散发了《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谈上的声明》,表明中共决不向违反马列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5]的立场。7月,苏共决定在一个月内召回在华工作的1390名苏联专家。其后,343项技术援助合同被取消,257项科技合作项目被中止[6]。这一行动是中苏意识形态之争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的标志性事件。

  1961年10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武汉市癫痫病知名的医院二大。赫鲁晓夫在会议上片面指责阿尔巴尼亚,影射中国。周恩来发言批评赫鲁晓夫的做法,并提前回国以示抗议。1962年4月,苏联驻新疆伊宁、塔城领事馆和苏侨协会开始有计划、有预谋地向中国当地边民大量颁发苏侨证,引诱和鼓动伊宁、塔城一带边民落户苏联。于是,在苏联领事馆的煽动、哄骗和引诱下,中国边民开始大规模非法越境,导致5月底发生了“伊塔事件”,塔城、裕民、霍城三个县六万余名边民逃往苏联。“伊塔事件”发生后,中国加速了遣返苏侨的行动,以清除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在策动中国边民外逃的过程中,苏侨协会在苏联领事馆的支持下非法发展苏侨。苏侨协会利用开办的工商企业对当地居民施加政治影响,同时利用工作之便为苏联政府搜集情报。1962年5~6月,中国查封了伊犁州苏侨协会总会及其下属的七个分会,拔掉了这些楔子。[7]除了苏侨协会外,苏联驻华商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也进行过超越职权范围及其他一些非法活动。1962年下半年,中国反对苏联进行颠覆活动的斗争日趋尖锐,撤销了苏联驻新疆、黑龙江等四地的领事馆。为了彻底清除苏联在中国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的据点,中共中央决定一并撤销苏联驻华商务机构[2]。在此过程中,中国外贸部、中国外交部指示外贸局、外事处:“商务机构不是领事馆,在撤退前应设法严格限制其接见侨民的活动,更不得在中国人中进行活动。”[2]

  (三)经济因素:中苏贸易额急剧萎缩,客观上要求撤销苏联驻华商务机构

  中苏论战发生后,苏联通过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等经济制裁方式对中国施加压力,力图使中共服从苏共的意志。对此,中国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提出了撤销苏联驻华商务机构等措施。从1960年开始,中苏贸易额逐年大幅度下降,1961年贸易额比1960年减少83603万河南什么医院治癫痫美元,几乎占1960年贸易额的一半。在对外贸易中,苏联对中国实行限制政策,不供给中国急需物资,不提供新技术。在给中国带来困难的同时,也损害了苏联的经济利益。据苏联有关方面统计:1960年苏中贸易额比1959年减少了19%,其中苏联出口额减少14%,进口额减少23%。1961年4月7日,中苏两国签订的换货议定书规定,1961年的换货额为78900万卢布,比1960年实际换货额减少了47%,其中苏联出口额减少63%,进口额减少33%。1962年、1963年和1964年苏中贸易额又分别比前一年减少18%、20%和25%。1963年两国的贸易额为54000万卢布,只相当于1959年的50%。[8]随着中苏贸易额的减少,苏联驻华商务机构存在的意义大大降低。这也是中国提出撤销苏联驻乌鲁木齐、广州、满洲里等地的商务机构和商务代表的要求时,苏联能够迅速做出回应的原因。

  1962年8月30日,中国外交部在给苏联驻华大使馆的照会中指出:苏联在乌鲁木齐设有商务代表分处,在霍尔果斯和托云设有常驻商务人员,鉴于中苏两国的贸易主要是通过两国的中央贸易机构进行的,地方贸易数额很小……中国方面在苏联境内并没有设立商务参赞分处,也没有在苏联的相应口岸设置常驻商务人员,因此中国政府认为,苏联方面在新疆保持上述商务代表分处和常驻口岸商务人员是没有必要的,请苏联政府将他们分别撤到北京和苏方口岸。9月14日,苏联驻华商务副代表布哈列夫通知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受苏联对外贸易部委托通知,决定关闭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乌鲁木齐分处和全苏租船公司驻霍尔果斯、托云的代理处,请中国外贸部通知新疆地方当局代为保管该几处的房屋和有关财产。[2]不久,这三个驻华商务机构即被撤销。

作者:不详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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