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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讲台的日子-[生活散文]

时间2021-01-09 来源:小故事网

  核心提示:阳春三月,夭夭碧枝,皎皎风荷,暖风熏醉,染了春扉。安静的午后,静静的梳理着自己的思绪,轻轻的敲打着心语,不想惊扰沉睡的记忆,不想扯住渐行渐远的思绪。初春的日头,终究是有了暖意的了,鹅黄的嫩绿轻轻浅浅的...
 

走上讲台的日子

沙月

大约有三十多年的岁月,我是在讲台上度过的。

人们精神的苏醒大多在讲台下完成。讲台上的艰辛,讲台上的力量,若非身处其中且能渐行渐悟,绝对超乎人们的想象。我也是很多年以后才渐渐自觉到的。于是,在心里,讲台便成了神圣的地方。

站在讲台上,其实就是在布道,这是毫无疑义的。牧师在宣扬有神论的生命归宿,教师在宣扬人文的科学的原理与规则。同样为师,同样宣扬,同样神圣。当圆形的坛场和方形的讲台在意识里自然叠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便是圣坛。

走上讲台,是在整个中国社会风云诡谲的时期。

渭北黄土地上,瘦骨嶙嶙的父老乡亲如同被无形的鞭子驱赶的羊群,蒙头蒙脑地在追风喊命。精神生活的畸形使他们麻木,物质生活的苦焦使他们疯狂。只有乡村小学校,面黄肌瘦的孩子们灰头土脸地打闹嬉戏,才能给这有着一个富贵名字的小山村带来一丝活气。

论年龄,我应该还是个孩子。若是现在,也就是一名初安徽治疗癫痫哪家医院好三学生的年岁。可是在当时,我已经高中毕业了。在那个后来被史学家称作“文革”的惟一一次取消推荐的初中升高中考试中,我有幸读了高中,成为由五个村庄合成的生产大队仅有的三五名高中生之一。

一九七四年兴起了大办初中风潮,我们的生产大队也办起了初中,地点选在大队部窑洞上面的一块平地上。四栋歇山式瓦房有八间教室,五孔石箍窑洞是教师办公室,几块杂木拼成的木板上按个钢筋弯成的铁圈是操场上的篮球架。

就在这年年底,我高中毕业了,背着高中老师送的一把镢头到“广阔天地”去“闹革命”。后来才明白,革命其实就是要命。但在当时,我对革命是模糊不清的,怎么革?革谁?革的半死不活呢?还是彻底革死……一切都是稀里糊涂。有半年时间,我被安排在大队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里,每天傍晚收工后,给乡亲们教唱“赤脚医生向阳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革命”歌曲。准确说,那不是唱,是在“吼”,我领唱一句后,男男女女便发出一阵莫名其妙的古怪声音。乡亲们面带菜色,本来就吃不饱,要不是为了唱歌能挣几个工分没有人会来吼歌的。我们双方都很痛苦。

痛苦没有多久就远去了。

我当了教师。

大队初中建成后,由于缺少教师,决定从回乡知识青年里招考选拔。我们五个高中生参加了考试,结果是我和后来进入国家中央机关的一位女生被录取了。

我们大队五个村子三四千人,学生没有多少。两个村小保留了一到三年级,四年级以上的到大队初中上学。

小儿失神性癫痫的症状-size:18.01801872253418px;line-height:27.027027130126953px;white-space:normal;text-indent:2em;"> 校长叫寇文成,原先是大队另一所村小的数学教师。我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在我们临村的小学里教书了。大概是早就听说我是当地出了名的爱读“闲书”的孩子吧,我被安排担任初一语文教师。

初上讲台,其实没有多少自豪与幸福的,最多的只是紧张。班上有几个学生和我差不多年龄。记得上第一堂课的时候,走进教室,登上讲台,我甚至没有做自我介绍,眼睛也不敢往讲台下看,只是埋头盯着教本与教案本,板书时还不时地回头看看教案本,直到学生们开始作业练习了,我才松了口气,傻傻地站在讲台上茫然四顾。至于那堂课究竟讲了什么,过后一点也想不起来。

寇校长当时有三十四五岁,比我大二十来岁,干干瘦瘦的,一脸麻子,人很精干,走起路来步幅不大,频率却很高。他喜欢抽旱烟,抽起来一锅接一锅,呛得人难受。他是公办教师,家离学校有七八里路,平时住在学校,由大队安排吃“派饭”。我们俩人在一孔石箍窑洞里办公。办公桌对着办公桌,床对着床。他说我晚上睡觉很不老实,常在半夜里把被子蹬下床去。可我只知道,早晨起来,身上被子盖得好好的哦。他代数学课,书教得很认真,黑板上、作业本上的写字工工整整的。有时候被学生气急了,他甚至会扬起手来恶狠狠地吓唬:“我抽你个嘴巴呢!”可是,往往最终不会抽的,而是严厉地说:“去!好好地给我重做一遍”。学生哭丧着脸,低着头,一副认罪服输的可怜样子,刚一出门,便捂着嘴偷偷地笑着,跑了。

寇校长跟我说,不要怕,大胆地教,就是不要把知识教错了,那是大事。他的指导对我以后的教学方面的认真扎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的几个同事里,杨峰的字儿写得是最漂亮的。村子里有红白喜事,常常请他去写字儿。记得他在我们村小教书的时候,班上的女生在下面悄悄地学习他的字儿。他有家学渊源,他父亲是我们南北二村里少有的几个读书人之一。我家在南村,他家在北村,都姓杨,却不是南宁有治疗癫痫的医院吗 一支。他“谢顶”(头顶上前方脱发),却是络腮胡,走起路来头微微后仰,身子左右晃着。一起工作后,我为自己写不好字很是痛苦,就“偷艺”似地学杨峰写字。杨峰和寇校长年龄差不多,辈分比我低一辈,平日里总是和我聊一些做人做事方面的事情。有时候,我冒冒失失地做了某些事儿,杨峰会悄悄地把我叫到一个没人的地方,神秘兮兮地说我,“你怎么那样做呢?那不对,应该这样这样去做。”想了想,我真的做错了,就按他说的去做,果然效果不错。就这样,我似懂非懂的从他那里认知着社会。

高老师叫高建荣,是北村老高家的。印象里,他那焦裕禄式的分头纹丝不乱,乳黄色的眼镜架有一只腿总是用胶布缠着,穿着当地人很少穿的黑皮鞋。他是我的小学老师,我后来走上文学之途与他有至关重要的关系。我上小学时,我们县上的“红联(毛泽东思想红色联合会)”和“炮统(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统一战线)”两派“革命组织”,在庄里镇附近的一个河滩里武斗的很厉害,听说有个叫马达的头儿提着双枪在打。我们的小学校里却出奇地安静。每隔一天的语文课上,高老师就要给我们读小说,正上三年级的我听得很入迷。每次刚到高潮的时候,偏就下课了,气得我老想着瞅个机会要把老师那个马蹄表弄坏。高老师上课绘声绘色,很吸引人的。教学上遇到困难,去请教他,他依然会像以前一样地耐心地给我指点。

还有高个子的杨积德、小个子的陈定平,还有和我一起进校的袁姐。

开始,我企图装出一副严肃的老师的样子来,憋了不到三天,实在受不了,于是一到课外活动时间,就跑去和学生们玩了。

每个星期四,是阎良飞机制造公司学校的休息日,霜桂老师要骑自行车赶三十几里的路程回家过“星期”。他是北村人,家庭结构属于当时所谓的“一头沉”,爱人孩子都在农村。儿子和我是初中同学,我们关系很好的。差不多每个星期四的下午,霜桂老师肯定要约我去他家。他上大学时就很有名,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系里著名的“三桂”之一。开始,我是利用和他儿子的关系,带着自学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和自己学习的一些看法专门请教他的。几次之后,他就开始关注我了。他倾其所学,毫无保西安癫痫病医院?留地教我学问。看到我能够背诵数百篇古文和很多的古代诗词,就鼓励我,不要理会生活多么艰辛,要凭自己的勤奋不断地进取。在以后的日子里,在讲台上,我很清楚,霜桂老师的眼睛总是一直在盯着我――我坚定地认为。

慢慢地,我熟悉了讲台,我爱上了讲台。我开始个性十足地以自己的方式上课,学生们对我的课的兴趣越来越大,弄得同事们一有时间就偷偷地站在教室外面,听我怎样上课。想起来可笑可叹,多少年后,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土八路”,在那种社会背景下,竟搞出那么多在当时让大家吃惊的教育举动来。巧合的是,同样多少年后,国家开始搞“素质教育”“课程改革”等等,竟与我初上讲台时候的想法做法出奇地一致。

一直到现在,我还是迷恋讲台。在讲台上,我的追求,我的理想,我的生命活力与激情,以至于我的言谈举止,我的思维方式,都会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留存、衍生、发展。

讲台是需要献身精神的,这是最关键的,也是最美好的。

在那块不大却又很大的地方,必须甘愿抛弃几乎所有的名缰利锁,不存哪怕任何一丝一毫的私心杂念,纯净地布道,潜心地教育,生命必定会升华到一个十分美好的境界。

我很自豪。

2012年教师节前夕于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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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详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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